中国黑帮的末日，且看上海滩衰亡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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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得意者眼中的黄金时代，却也是他们，毁灭的深渊。下面小编带大家去看看中国黑帮衰败前后。

1931年6月10日，上海。

作为上海滩黑帮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此刻正享受着生命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天，他费时一年多营建的杜氏家祠正式举行入祠典礼，几万人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延绵达数公里之长，纷纷来给这位上海滩的黑帮大佬祝贺捧场。

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人蒋介石、张学良、何应钦、孔祥熙，到国民政府两任前总统徐世昌、曹锟，到大军阀段祺瑞、吴佩孚，乃至国学大师章太炎，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法国驻沪领事馆领事甘格林，甚至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当时的黑白两道，无论中外，都纷纷托人送来厚礼，来给这位江湖大佬捧场子。

▲1931年，杜氏家祠落成庆典的合影之一。

在这场祝贺宾客及事务人员高达几万人的入祠典礼中，杜月笙连续摆了几天的盛宴招待各路宾客，而其他伙食酒水的准备，更是前后达一个月之久，可见人员盛况。

1931，这是一个，中国黑社会的巅峰鼎盛时代。

但对于这种繁华盛世，当时，作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仍未叛国投敌的张啸林，却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代结束后，张啸林就有了某种早熟般的预感：

“我敢保险，不出三年，黄浦滩要变成一个新世界，赌与土(赌博、鸦片)，恐怕要给他们连根铲除。”

尽管正享受着自己的辉煌时刻，但张啸林和杜月笙暗地里都有一种忧虑：民国的乱世中，某种他们无法左右的力量，正在裹挟着他们，走向毁灭。

早在1927年协助蒋介石血腥“清共”之后，杜月笙从心里，就觉得某种隐隐的不安，为此，他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做了两手准备：

为了应对现代化的浪潮，经济上，他把自己正是巅峰时期的黄赌毒事业，开始部分转型去做正当的营生，开始从全力经营黄赌毒，转向兼顾投资金融、船运、棉纱、面粉、瓷器等现代工商业。

▲上海滩黑帮三大亨：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政治上，面对“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路军阀和日本人、各个列强势力交织的民国乱世，杜月笙也开始了分散“投资”：对于自己昔日血腥清洗的“共匪”，他也进行了巧妙“赞助”：

对于共产党员杨度，他机智地予以保护;在杜月笙的默许下，杨度的寓所，甚至一度成为中共的秘密接头点;杜月笙还与中共的特工领导人潘汉年进行合作，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并收中共党员、电影明星金山为关门徒弟。

抗战时期，支持抗战的杜月笙又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组织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且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共募集教育文化经费;杜月笙并且公开表态：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

在这场民国的乱世中，黑帮、黑社会，是一股各种政治势力都积极拉拢、不敢轻视的实力派：国民党利用它管理乱世，共产党对它积极“统战”，日本人软硬兼施，但作为黑帮，杜月笙，对于自己的时代定位，显然有着某种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的黑帮前辈们，在革命时代中的遭遇，已经开始让它心生畏惧。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各种夹杂着黑帮色彩的会党和帮派，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主力军，孙中山本人，更是在1904年在美国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并开山堂“大陆山”，奠定了他本人在洪门中的大哥地位;而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从本质来说，其实也属于洪门属下的一个分舵;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和帮派，无论是出钱还是出人，对革命都是有过大功劳的。

但在1912年民国成立后，当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第一时间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要回国参政的时候，对此，孙中山非常尴尬，并予以了拒绝。

革命与会党扯到一起，需要的时候固然是好，但眼下革命胜利了，说出来，实在不雅。

当时，国内各地的革命党也心有戚戚焉，于是，在各地革命党的默许下，革命党人开始对各路会党进行大规模镇压：先是湖南都督、湖南洪门领袖焦达峰被杀;接着哥老会成员、四川都督尹昌衡也叛变，并对四川全省的会党进行镇压;在广东，参加过多次革命的洪门领袖许雪秋、黄明堂、关仁甫也纷纷被解职或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