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日籍弟媳的隐秘:两人到底发生过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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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弟媳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好多的人所怀疑的。
《书城杂志》陆续转来一些读者来信,要我谈谈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大家都己知道,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引起的。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些学者和非学者己作了种种猜测,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猜测的唯一根据,是周作人致鲁迅的决裂信。为便于说明问题,且把这封决裂信的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从这封信看,周作人是昨天(1923年7月17日)突然知道了—件“过去的事”,才写这封绝交信的。“基督徒”常被认为是忍辱负重的人,所谓“打他的左颊,会把右颊伸过去”。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不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人。那么,“过去的事”,在周作人看来,有辱于他,他是决不能接受的。“蔷薇的梦”似指过去设想兄弟怡怡的大家庭生活长期存在下去,这件“过去的事”,证明那设想的“虚幻”。现在所看到所醒悟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因此,他要改变过去的想法,开始新的不再是蔷薇梦式的生活,意即必须与鲁迅分手。当时周氏一家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母亲住中院,鲁迅和朱安住最南面的前院。不许鲁迅再到后院去,并请他“自重”,不但再次宣布与鲁迅决裂,而且要求鲁迅不再和羽太信子有任何接触。那么,“过去的事”,也就是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有什么纠葛的事。而这件事,只可能是羽太信子于7月17日告诉周作人的。
这件“过去的事”,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周氏一家,不论是周作人一边的人,还是鲁迅一边的人,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外界的人,对于鲁迅周作人决裂的原因,纷纷猜测,也莫衷一是。鲁迅逝世后,郁达夫于1938年写的《回忆鲁迅》中,对此事透露了一些说法。他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凤举,即张凤举,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周作人的好友。他透露的消息,大概有点来头。新中国成立后,鲁迅成了圣人,而且越来越神圣,兄弟之情的断裂已被说成完全是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至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连最有名气的《鲁迅年谱》和《鲁迅传》都避而不谈,成了鲁迅研究中的禁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
越是划为禁区,人们不免越是要窃窃私语。与其让人窃窃私语,倒不如把事情真相弄明白,才不致损伤鲁迅的真实的形象。1980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一次公布了周作人给鲁迅的那封决裂信,后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倪墨炎君的《兄弟之情断裂》一文,认为鲁迅和羽太信子的矛盾是家庭经济问题引起的。全家搬入八道湾后,由信子当家。当时周作人是北大教授,又在几所学校兼课,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上;鲁迅本工资每月300元,又有几所学校兼课收入。兄弟俩留下自己买书等的零花钱,每月交到信子那里总在600元以上吧。房租是不用付的。全家十一口,两名长雇佣工。人口虽多,但如安排得当,生活可以相当富裕,还可有点积余。信子用钱却不尚节俭,只图眼前,不但月月用完,还常常入不敷出。钱不够用,就要鲁迅去筹划,周作人是不管的。鲁迅只好借债,不断地还了老债,又借新债。这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难免有一些要注意节俭的话,矛盾就此而起。这类矛盾周作人是不介入的。及至信子“告知”了“过去的事”,才导致周作人写那封决裂信。但倪氏的那篇文章,对于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之后,谈论鲁迅和羽太信子关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产生了种种猜测。
在种种猜测中,最捕风捉影、迹近造谣中伤者,要算千家驹。千家驹在香港发表文章,断言鲁迅和羽太信子原是夫妇。根据是《鲁迅日记》中记有“寄羽太家信”,“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其实,鲁迅从1912年起,一个人在北京工作,要不断向绍兴老家寄钱。而住在绍兴老家的周作人、羽太信子要不断向日本羽太家(有父母兄弟)有所接济。周作人和信子要求鲁迅直接从北京给日本羽太家寄钱,免得钱寄到绍兴再寄回日本,多费手续和邮费。有时周作人还从绍兴寄小包到北京,要鲁迅转寄日本,大概因为北京有日本邮局,寄递较为方便。因此,鲁迅日记中不断有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或“寄羽太氏信”的记载。千家驹置“寄羽太氏信”于不顾,又把寄“羽太家”的信,读成寄羽太的“家信”,实在是出奇的高明。在绍兴的羽太信子常在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问好,或一起署名,或附上短笺,因而鲁迅日记中常记有“得二弟及二弟妇信”。复信的情况也相似,鲁迅日记中就记为“寄二弟及二弟妇信”。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羽太信子有时就直接给鲁迅写信,鲁迅就记为:“得二弟妇信”或“得信子信”。鲁迅的复信多数与给二弟的信寄在—起,“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也有少数单独寄信子的,“寄二弟妇信”。这些信件往来,鲁迅从不称为“家信”。从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至1919年8月羽太信子到北京,这期间羽太信子在周作人或周建人给鲁迅的信上附笔或附笺25封,单独给鲁迅写信28封,其中20封集中在周作人到北京后生病期间,鲁迅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信时为信子附笔附笺36封,单独给信子写信3封(都在1917年周作人到京后)。从这种书信往来情况看,鲁迅和信子之间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千家驹既没有弄清羽太信子1912年以后是在日本还是在绍兴,也没有弄清1912年周作人和信子结婚已四年,就凭鲁迅日记中有“寄羽太家信”字样,骤然论断“鲁迅和羽太信子是夫妇”,其假设之大胆,论证之虚妄,实在令人惊叹!
鲁迅和羽太信子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夫妇,但他们是否有过性关系呢?这是更多的人所怀疑的。《书城杂志》编辑部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说:“当时留学生和下女发生性关系是很普遍的。鲁迅当年正在青春期,和下女羽太信子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后来他在绍兴结了婚,周作人来日本时就把信子介绍了给他。到 1923年信子和鲁迅因家庭经济问题矛盾尖锐时,她就说出了这个底细。这就是周作人在决裂信中说的‘过去的事’,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鲁迅并非在周作人到日本之前就认识羽太信子的。1906年夏,鲁迅应母之召回绍兴结婚,婚后几天,就和办好了留学手续的周作人一起到了东京,住进鲁迅原来居住的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这是中等偏下的下宿,兄弟俩一起住在一间房间里。1907年春,兄弟俩迁居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离伏见馆不远。他们租了两间房,较宽畅,但伙食不好。1908年4月,许寿裳找到了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的房子,原是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居住之地,硬拉鲁迅周作人—起去住,还有另外两个留学生,共五人,称为“伍舍”。在这里鲁迅和周作人同时认识了脸盘圆圆、做事利索的贫穷姑娘羽太信子。她不是下女,而是为住客们办理伙食的类似小厨娘那样的角色。不久,这位姑娘对住客中最年轻的周作人似乎特别好感,两人就慢慢地亲近起来。这里房间清洁,庭园广宽,花木茂盛,但房饭钱很贵。在这里住了不到十个月,1908年冬,周氏兄弟和许寿裳迁居到了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羽太信子继续为他们办理饭食。过了两个多月,周作人就向鲁迅提出要和羽太信子结婚,鲁迅表示并不反对。
1909年春,许寿裳打算回国任教,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1909年6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婚后仍住在丙字十九号内。同年8月,鲁迅归国工作。鲁迅周作人同时认识羽太信子,几个月后,周作人就与她明确了婚姻关系,又过半年多,两人就正式结婚。这样的恋爱进度,不可能有鲁迅插足的余地,更不可能信子先与鲁迅发生关系,然后再由鲁迅介绍给周作人。那位《书城杂志》的读者的来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恐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猜想罢了。
那么,周作人决裂信中所说的“过去的事”,也就是“昨日”羽太信子向他“告发”的是件什么事呢?笔者认为羽太信子不可能“告发”鲁迅曾和她有过性关系。要是这样无中生有地“告发”鲁迅,不也就无中生有地“告发”了她自己吗?这里还有一些旁证。周建人曾和羽太芳子结婚,后感情破裂,周建人在上海与王蕴如结合。鲁迅曾和朱安结婚,也因感情不合,在上海与许广平结合。羽太信子就常在周作人面前冷嘲热骂,说他的兄弟多妻,因而周作人也靠不住,甚至怀疑他1934年7月去日本探亲时(羽太信子同去)有外遇。直到晚年,信子还唠唠叨叨的有这类指责,引起周作人的不快。这件事却也从旁反映了:如果羽太信子“告发”过她与鲁迅有过性关系,她还有什么资格去冷嘲热讽什么“兄弟多妻”呢?她还有什么资格去怀疑指责周作人有“外遇”呢?因此,羽太信子的“告发”必然是:鲁迅曾怎样对她别有企图而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即所谓对她有“失敬之处”。这当然也是周作人所不能容忍的。再有一个旁证。在兄弟之情断裂后,鲁迅离开八道湾,在砖塔胡同找到了临时居住处,就去八道湾搬取还留在那里的东西,不料周作人夫妇大打出手。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这么一段: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当众宣布鲁迅的“罪状”,必然是鲁迅怎样的别有企图,怎样的想得到她,怎样的下流,所以“多秽语”,但不可能是鲁迅曾怎么与她发生性关系,否则,“凡捏造未圆处”,周作人怎么“救正之”呢?总之,有些人猜想羽太信子曾向周作人“告发”了鲁迅和她有过性关系,是既没有根据又不合情理的。
那么,鲁迅对羽太信子是否可能“别有企图”呢?在没有任何对证的情况下,这还得看鲁迅的一贯为人。鲁迅在大家庭中的作风是严正庄重,对弟弟和弟妇们是关怀爱护,肯负责任。他不是那种轻佻浮躁或风流浪漫的人。前面谈到,信子单独给他写信,他的复信大都附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芳子也给他写过不少信,他的复信也是附在给周作人或周建人的信中。这说明他很注意伦理关系。周作人夫妇与他闹翻后,家人们几乎都站在他的一边。母亲不用说了,她坚持要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周建人在上海立即给鲁迅来信,后来他和鲁迅一致认为:周作人已“昏”到成为信子的奴才。朱安信任丈夫,她要求和鲁迅—起搬出去住。芳子很快就向鲁迅借钱,她不去向姐姐信子借,却向鲁迅借。芳子生病住医院,鲁迅即去医院看她。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原住八道湾,住宿学校后,星期天她却常到鲁迅这边来了。这都说明了家人们对鲁迅的信任和尊重。从中也可见鲁迅平时的为人。他们当然都知道信子说了鲁迅什么,但他们心里是是非分明的。
不久前中国大陆有一种说法:羽太信子的气质是神经质的,有时甚至要发癔病。在家庭里,鲁迅对妻子冷淡,而常用日语与信子谈天,信子以为鲁迅对自己特别热情。到北京八道湾,母亲提出不当家,朱安不能当家,鲁迅就让信子当家,信子也以为是鲁迅特别抬举。久而久之,她就以为鲁迅对她有意。后来矛盾爆发,她就把日积月累的内心的想法作为客观事实“告发”了出来,甚至把鲁迅的正常接近认为是“对她不敬”。这说法,虽属臆测,但也可聊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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