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与明清时期的往来如何?北京最大的朝鲜使馆有150间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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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时代的檀君朝鲜并不事实存在,商纣王叔父开创的箕子朝鲜才应是朝鲜有史记载的开端,李朝时期的朝鲜人便是以“箕圣国”来称呼自己的国家。箕子朝鲜延续千年之后,在西汉初年被燕国将军卫满推翻,所建立的“卫氏朝鲜”随后又被汉武帝征服,朝鲜于是成为大汉帝国的领土,进入汉四郡时代。
东汉之后的中原大地在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自顾不暇的。等到隋唐复归一统之后,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史大部分是战争史。而从唐朝末年起,多个少数民族相继在北方崛起,五代两宋时期的中原政权一再南移,与朝鲜半岛已经无法进行陆路交往。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朱元璋收复幽云十六州。当时高丽王朝在与明朝之间的铁岭卫之争中,被李成桂发动威化岛回军推翻。李成桂自立为王,并向明朝称臣。朝鲜自此进入奉行“事大主义”的李朝时期,一直以明清为宗主国。
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李氏朝鲜在与明清交往中,双方使臣迎来送往的地方,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使馆或是领事馆。
明成祖时期,在北京设立会同馆作为接待朝贡使臣的馆所,会同馆本馆的位置在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单三条胡同北边。后来又建了会同馆别馆,位置在玉河西岸,因而也被称为“玉河馆”,朝鲜使臣到访明朝大致就住在这两个馆中。
清朝延续明代会同馆和玉河馆的设置,顺治和康熙年间以玉河馆专供朝鲜使团使用,因而该馆在此时期又被叫做“朝鲜馆”或“高丽馆”。
玉河馆在康熙末年被“大鼻鞑子”的使者霸占,“大鼻鞑子”是当时朝鲜哲学兼自然科学家洪大容对俄罗斯人的称呼,他在《燕记》中写道:“大鼻鞑子者,即鄂罗斯……其人皆鼻大凶悍……馆于玉河馆。”
此后朝鲜使臣到访清朝,便选择入住北极寺或是玉河南馆。雍正年间,清政府又在乾鱼胡同为朝鲜使团建了别馆,称为“乾鱼胡同使馆”。乾隆年间,清政府另以安定门大街的一所官房设为新的会同馆别馆,供朝鲜使臣使用,此馆后来被改为步军统领署。
在此时期清政府相继为朝鲜使团增建的馆所,有以安定门大街内务府官房设立的北馆,以及设在正阳门外街的南斜街馆。此外,还有临时供朝鲜使团使用的智化寺、北极寺和大佛寺。但有时会有好几拨朝鲜使团同时到访,已有的馆所常常不够使用,清政府于是又在瞻云牌楼内再设一处别馆,称为“西馆”。
1776年,朝鲜锦城尉朴明源带领的年贡使团和李淑带领的进贺使团,先后到达北京,便是分别住在乾鱼胡同使馆和西馆。
清朝之所以要屡屡增建朝鲜使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方便他们与京城商贩做生意。其实朝鲜使馆并不仅是外交场所,也很像清朝和朝鲜之间的一个特殊贸易口岸。
每当朝鲜使团入住之后,官府便会在使馆门前张贴告示,将“开市”和“闭市”的日期公布出来。北京的商贩们在允许的日期内进入使馆,“至夜咻咻,异声喧闹一馆”,在馆内跟朝鲜使者做买卖,朝鲜使馆便成为他们搞进出口的贸易市场。
这些设置在朝鲜使馆内的市场实际上相当庞大,例如会同馆有房150间,玉河馆有房61间,乾鱼胡同使馆有房95间,北馆有房74间,西馆有房94间,南斜街馆有房37间。在这些使馆周围,慢慢聚集起一些专以朝鲜使团为贸易对象的富商大贾,活跃于康雍乾时期的郑世泰家族便是以从事对朝贸易发家。
相比之下,在朝鲜李氏王朝国都汉城(即今天的首尔),接待明清使臣的馆所功能就专一多了,基本上就是用来举行仪式和举办宴会。李氏王朝初期接待明朝使臣的地方是慕华馆和太平馆,在壬辰倭乱时期则临时以义顺馆、碧蹄馆接待明朝使臣。到了清朝时,朝鲜则主要以南别宫接待清朝使臣。
通常的仪式是这样的,明朝或清朝的使臣抵达汉城时,一般是在慕华馆接受郊迎并进行宣敕,随后走崇礼门进入城内,再经广通桥、光华门等处到行仪的各个宫殿,行仪后下榻位于汉城崇礼门内的太平馆,或是位于汉城中区小公洞的南别宫,接受行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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