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条约和一位王妃引发的故事:甲申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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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政变的故事,要先从朝鲜的一个条约,一位王妃和一次兵变说起。
一个条约,指的是《江华条约》。
1875年,以日本“云扬”号为首的三艘军舰侵入朝鲜的釜山、江华岛一带,引起朝鲜士兵的反抗。最终日军获胜,签下了打开朝鲜门户的《江华条约》。值得一提是,当时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帝国在这次事件上态度暧昧,这无疑给早就觊觎朝鲜半岛的日本增强了信心。
一位王妃,指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朝鲜闵王妃,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皇后。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昇去世,由于没有子嗣,他弟弟的孩子李熙继承了王位。当时李熙才12岁,所以就由他的父亲大院君摄政。大院君十年摄政,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在自己儿子22岁的时候也不愿交出权力了。但这时候,性格懦弱的李熙其实已经完全听妻子闵妃的指挥了——朝鲜政坛最高权力的角逐,成了大院君和闵妃的角力。
一场兵变,指的是1882年的“壬午兵变”。
大院君和闵妃两派的权力斗争,其实在1873年就分出了结果——闵妃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取得了权力,让大院君交出了权力(闵妃其实就是大院君自己选给儿子的)。相对来说,大院君一方非常传统,不愿做任何变革,倾向清朝一些,而闵妃一方因为要巩固自己政权,摆出了愿意改革的开明姿态,当时和已经进入“明治维新”的日本人走得比较近。但是,整个闵妃集团在执政期间其实并无改革之意,且贪污腐败,民愤四起,大院君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终于,1882年7月,因为大院君负责发饷的“旧军”与闵妃发饷的“日式新军”(日本人担任教官)待遇差别过大,再加上一直积压的“仇日”情绪,“旧军”的部队发生了哗变,聚事的士兵和民众焚毁了日本公使馆,并杀了一批日本人。
当时闵妃的手下逮捕了一批闹事的士兵,大院君抓住这个机会,传出风声说是“闵妃背地里勾结日本人”,开始鼓动朝鲜民众“排日”,进而派兵捕杀以闵妃为代表的“后党”,闵妃化装成宫女才逃了出来。
消息一出,立刻给了日本机会,日本决定向朝鲜派兵,签订新的条约以扩大在朝鲜的权益。但这一次,清廷也反应神速,同样立刻派兵进入了朝鲜。由于闵妃在逃亡途中指示在天津的亲信向清廷求救输诚,所以中国人在权衡了两边利弊之后,决定扶植本来就是正统,且手里还有朝鲜国王李熙的闵妃集团。
经此一变,闵妃集团自然大大感激中国,而作为宗主国,中国的势力在朝鲜得到了全面加强,基本上控制了朝鲜的外交和海关等各方面重要事务。
但是,故事讲到这里,还只是一个交代背景的开头。
2
现在,轮到这场政变的主角之一,朝鲜的“开化党”登场了。
朝鲜的开化党大致形成在1870年代中期。“开化党”这个称呼其实是日本人给起的,指“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状态”之意。
彼时,朝鲜国门被迫打开,虽然相对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朝鲜人的“睁眼看世界”已经晚了,但毕竟还是涌现出一批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改变国运的人。这批人主要是由朝鲜的青年贵族子弟组成,他们家有足够的财力送他们东渡日本进行参观考察。这批贵族子弟到了日本后,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气象和新发展,感触颇深。再比较虽然也在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这批贵族子弟觉得学习日本是正确的方向。
这批人慢慢聚集在了一起,就有了统一的称谓:“开化党”。他们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对内进行社会改革,对外脱离清朝的宗主统治,依靠日本的力量,让朝鲜成为“亚洲的法兰西”。
事实上,闵妃集团一开始也被日本人统一称为“开化党”。由于“壬午兵变”驱逐了大院君的极端保守势力,开化党一度以为到了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但他们很快发现,闵妃集团只是打着“开化”的名义,却根本不愿意进行任何变革。时间一长,开化党也分裂了:以闵妃集团为代表成了“事大党”(来自中国儒学观点,指实力悬殊的时候,小国应该侍奉大国以保安全,就是要效忠中国),而以金玉均为首的一批人为“激进开化党”,要求通过强烈变革乃至暴力革命,从中国倒向日本。还有一派中间派称为“稳健开化党”,他们认为应该改革,但不要破坏与中国的宗主关系。
于是,朝鲜政坛就在这样内忧外患、暗流涌动的环境下进入到了1884年。
这一年,是“甲申”年。
3
1884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
在这一年的8月,法国舰队突袭马尾港,大清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南方战事吃紧,原来以6个营3000人驻守朝鲜的吴长庆率一半部队回国增援,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兵力削弱。
悲壮的“马尾海战”
另一方面,由于清廷的慈禧太后在这一年发动了“甲申政潮”,换下了一直主张要软禁大院君的恭亲王奕訢,使得在朝鲜掌权的闵妃心中存疑,觉得可能清廷要放回大院君,朝中双方发生了猜疑。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口,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人为首的开化党人,就决定趁此机会动手,铲除清朝在朝鲜的势力,推动朝鲜改革。
首先,金玉均带人频繁拜访高宗李熙,告诉他中法之战中国必败无疑,此时机千载难逢。权力不是捏在父亲就是捏在妻子手里的高宗被说动了,给了金玉均一封密函,类似“衣带诏”,授予金玉均带人起事的权力,希望借此机会亲政。
随后,开化党人就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包括成立“忠义契”敢死队,包括要刺杀那些“事大党”的大臣等等。万事俱备之后,金玉均知道还有最关键的一环没有去做。
那就是需要日本人的帮助。
对于开化党人试图清除在朝鲜的中国势力,日本人当然是正中下怀。但鉴于当时日本自视国力还不能与中国抗衡,所以当时日本驻朝鲜的公使竹添进一郎做了两份方案汇报国内:甲方案为“开化党”起事后出动日军配合,击退清军;乙方案为袖手旁观。
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政坛高层认为时机未到,先不要招惹中国,所以下令让竹添不要让日方参与此事。但由于来往信函需要时间,在等待命令的过程中,怀着一个“帝国梦”的竹添进一郎和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自己擅自决定选择了甲方案。
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
按照计划,开化党人将在12月4日晚上借口汉城邮政局落成典礼,由开化党成员、邮政局总办洪英植出面邀请一批事大党骨干和清朝驻朝鲜官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去别处放火吸引客人注意力,然后将他们全部围捕猎杀,另一路去皇宫告诉国王和王妃称是清军作乱,将他们挟持到易守难攻的景佑宫,逼迫国王宣布改革。
开化党人全程都算计得颇好,但他们低估了这起事件的另一个主角——中国的能力。
确切地说,是低估了一个中国人的能力。
4
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的伯父袁保庆和吴长庆关系非常好,所以袁世凯也被托付给了吴长庆,随吴入朝。在朝鲜期间,当时才20岁出头的袁世凯精明干练,遇事果敢,给吴长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初在要软禁大院君的宴席上,吴长庆一度不忍心下手,还是袁世凯敦促动手,把大院君推入轿子带走的。
在吴长庆率一半兵力回国增援之后,袁世凯就留在了朝鲜。他其实当时已经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嗅到了开化党可能要动手的苗头,甚至还写信给国内的李鸿章汇报,说如果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回到朝鲜,估计短期内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12月4日的邮政局晚宴,开化党人的请柬也送到了袁世凯这里,但袁世凯一打听,听说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不去,当即也决定找借口不去。
袁世凯的谨慎果然是有道理的:当天晚上,政变果然发生了。
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开化党人基本上还是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放了火,杀伤了几个事大党的大臣,然后连哄带骗把高宗皇帝和闵妃等人拉到了景佑宫,汇合了竹添进一郎率领的200名增援日军,将宫殿守卫得严严实实。随后金玉均假传国王之名召集一批事大党的核心大臣入宫,派埋伏的刺客来一个杀一个。
一开始高宗和闵妃还有一些怀疑和犹豫,但金玉均在关键时刻当着大家的面手刃了几个声称“外面并无变故”的事大党重要大臣,其中包括高宗最宠幸的大臣柳在贤,宫内已经无人敢反抗开化党人。
这时候,唯一还能改变局势的,就只有驻朝的清军了。
12月4号那天晚上,代表中方去赴邮政局“鸿门宴”的是清朝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在从邮政局逃出后回到公署,立刻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袁世凯当即就带了200名士兵前往邮政局,发现无人。随后找到了在事变中被砍伤的事大党大臣闵泳翊(闵妃的侄子),这才知道果然发生了政变。
当时袁世凯考虑到宫内有日军驻扎,为避免引起冲突,于是同驻防营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一起联名致书高宗,请求允许派清军入宫护卫。但信都被交到了挟制国王的金玉均手里,他都以国王的名义一口回绝。
此时,宫内的局势正在按照开化党人的计划顺利进行。
1884年12月6日,开化党公布了清洗事大党后的新政府官员名单,并颁发了十四条政纲,宣布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清朝释放大院君回国,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等。
应该说,这套施政纲领还是反映出朝鲜迫切需要与世界强国接轨的愿望。但问题在于,由于开化党长期形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并没有群众基础,朝鲜的普通百姓很少有人理解并拥护这些改革,而这些限制王权和收拢财权的措施,本质上也是高宗和闵妃所反对的。
不过,由于当时高宗自己被控制在开化党手中,所以还是在这一天接受了来自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公使的觐见,表示改革总是需要发生一些大事才能成功。
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开化党的“甲申政变”已经大功告成。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清朝军队出动了。
5
12月5日整整一天,袁世凯其实都在做准备。
当时,中朝之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水师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朝鲜发生如此大事,如果按常规请示到北京的清廷最高层,至少要几天时间——如果等北京的回复再到朝鲜,肯定大局已定。
这时候,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将领内部发生了分歧: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能轻举妄动”。陈树棠也转达了美、英、德三国公使的意见:劝清军不要行动。朝鲜的大臣金允植也发来劝告:高宗在开化党人和日本人手里,不要弄伤了国王。
金允植。他是当时朝鲜“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之一,赞成改革,但主张“东道西器”,和中国的“中体西用”类似。“激进开化派”没有得到“稳健开化派”的支持,是一大失策。
唯一坚持要速战速决的,只有袁世凯。
虽然袁世凯当时在驻朝清军中只是一个后勤主管,但他一直深受吴长庆信任,见识也确实比吴张二人更高,再加上他在汉城一直广结人脉,所以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经过一番争论,清军将领会谈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派人向在国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紧急汇报。
但是,从下午开始,袁世凯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袁世凯先要解决部队问题,于是联络了由他自己编练的朝鲜亲卫军的左营和右营,向他们发放了600两上等成色的黄金,秘密约定准备进宫护驾。
然后,他要解决“师出有名”的问题。他又联络了朝鲜右议政沈舜泽,要他写封信过来。沈舜泽立刻以朝鲜政府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清军的信,请求他们出兵镇压开化党,解救国王。
这时候,在景佑宫的开化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当时开化党人漏杀了一个事大党的大臣沈相薰,他将开化党人杀害闵台镐、闵泳穆等六名大臣的事写成一封密信,放在御膳的底部,送到了被软禁的闵妃手里。闵台镐、闵泳穆都是闵妃的族人亲信,闵妃顿时怒火中烧,立刻怂恿高宗搬回不易防守的昌德宫,并利用宫女出宫带信,让自己的亲信迅速与清军取得联系,杀进宫来救驾。
收到消息的袁世凯更加坚定了决心,通报了吴兆有和张光前,表示自己将带兵入宫,并且做出承诺:
在获得了众人点头之后,袁世凯立刻率一营清军官兵和之前约定好的朝鲜亲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宫。
6
12月6日下午3点,袁世凯率清军和朝鲜亲兵营共2000余人抵达昌德宫敦化门。
刚入宫门,开化党“忠义契”和日军就开始猛烈射击,清军随即还击,袁世凯主攻中路,吴兆有从左门带兵包抄,双方立刻展开激战。守军方面除了开化党和日军之外,还有一批朝鲜士兵。但之前这批士兵都是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所以一看到袁世凯,很多人立刻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由于“忠义契”人数较少,清军的战斗对象主要就是日军。
在战斗中,袁世凯身先士卒,自己冲在前面,毫无惧色地踏尸前进。日军在气势上首先就输了一筹,再加上人数处于劣势,渐渐落入下风,越战越退,最后陷入溃败。
此时的闵妃一行已经逃入城北的关帝庙躲藏,而金玉均要求高宗一起前往仁川搭船去日本,高宗坚决不肯。在劝说期间,驻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打起了退堂鼓,准备自己带日军先行撤退。事实上,竹添进一郎在这一天也收到了国内发来的不要招惹中国的指令,是金玉均承诺向日本借款300万元,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为条件,他才勉强答应留下的。如今日军已经溃败,竹添当然要撤回日本使馆。临行前,竹添安慰金玉均:“清廷无理出兵,侮辱我们两国,我国肯定会以武相待!”
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苦求无果之后,思虑再三,决定让高宗也去关帝庙,而自己随竹添去日本使馆避难——这也就等于承认政变失败了。
12月7日一早,已经被袁世凯接到军营的高宗再一次召见各国使节,推翻了之前自己所说的话,说这次是受金玉均等开化党人挟持的一次“叛乱”,所幸在清军的帮助下已经平定了叛乱。
这时候,汉城的大街小巷也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场面:
得胜回营的清军,一路上受到了朝鲜百姓载歌载舞的欢迎和拥戴。而另一方面,在城中的日本人则被朝鲜人追杀,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各有死伤。开化党人金玉均的宅邸被老百姓焚毁,日本使馆被朝鲜人围攻,导致竹添进一郎只能焚毁使馆,带着金玉均等9名开化党人易服逃往仁川日本使馆,最终坐船再逃回日本。
7
一场维持三日的政变就此落幕,但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12月10日,高宗一行返回宫中,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开化党人身上,并开始大清洗,将朝廷内外的开化党人拘捕并杀害,连亲属中的妇女孩子也不放过。朝鲜的政权再一次落入闵妃集团手中,开化党从此烟消云散。
在政变中吃了暗亏的日本不敢招惹中国,只能再度勒索朝鲜,在1885年同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要朝鲜谢罪、赔款、逞凶,并向朝鲜增兵。1885年4月,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订立《中日天津条约》,凭借强硬的外交手腕规定中日两国如果出兵朝鲜必须互相通知,这等于提高了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清朝看似是这次政变的最大受益方,在朝鲜作为宗主国的权益大大增强,但因为不敢进一步招惹日本,在外交上其实是输了一筹。不过作为个人,在平定政变过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凯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进入清廷高层尤其是李鸿章的视线。袁世凯在政变后被封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可以随意出入王宫,俨然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这次政变虽然只维持了三天,但对三个国家而言,影响绝不止于此。
对朝鲜来说,虽然开化党的政策在当时不被民众理解,但毕竟折射出朝鲜的民族独立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愿望已经萌芽。
而对中日两国来说,双方再一次认识到朝鲜半岛必然会是两国之间起摩擦的导火索。随着清朝的国力衰弱和日本的迅速崛起,两个国家不可避免还会在这个半岛上再起冲突。
果然,十年之后,又起风波。
只是那一次,胜负逆转。
先说说文中两个人的命运结局。
一个是闵妃。
闵妃在“甲申政变”平息后重新获得大权,但在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中,因清朝落败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利而再度失势。非常仇恨日本势力的闵妃随后又尝试与俄国势力结盟赶走日本人,最终引发了日本人的杀意。在1895年的“乙未事变”中,日本人公然杀入朝鲜王宫,抓出闵妃后肆意凌辱,最后杀人焚尸,将骨灰倒入池塘。一代王妃,最终尸骨无存。
另一个是金玉均。
金玉均流亡日本后改名岩田周作,靠日本政府资助生活。但随着日本在朝鲜地位的提高,他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金玉均一直在酝酿反攻朝鲜,日本政府渐渐把金玉均看成了一个包袱,一度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群岛,后又安置到北海道的札幌,每个月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对日本彻底失望的金玉均又转而希望联络清朝的李鸿章,商量“中日韩联合抵抗欧美”,结果在1894年3月抵达上海欲会晤李鸿章儿子时,被朝鲜派来的刺客暗杀于旅社,尸体被引渡回朝鲜,遭受尸体凌迟,并被斩首示众。
两个人的命运,折射出的其实是朝鲜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无奈。
从历史上来看,朝鲜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确实一直过得不容易。身处中日两个强国的夹缝中,北面还有一个强邻俄国,朝鲜一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从这一点上来说,“事大党”也有他们的无奈之处。
但反观开化党人,他们的“甲申政变”虽然有种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内,也只维持了三日就失败了,但无论从他们的施政纲领还是改革诉求,都是希望朝鲜能够走上独立自主的富强之路,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他们找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1910年,朝鲜被早已急不可待的日本正式吞并。
但是回过头来看,朝鲜希望自强,难道依靠清朝就可以?依靠俄国就可以?或者说,真的存在一个可以依靠的正确对象吗?
大变局中,哪个国家不想自强?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强之路,可能确实需要别人的援手和合作,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指望完全依靠别人帮自己强大起来,最终只能是背靠冰山,与虎谋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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