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担任辽东总兵时，为何能立下赫赫战功？当时的局势是怎样的？

李成梁的故事大家真的了解吗?今天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李成梁是明末时期的一位关键性人物。在他就任辽东总兵的前二十二年中，锐意进取、屡出奇谋，“先后奏大捷者十(《明史·李成梁传》)”，一举解决了为患辽东已久的北虏(土蛮、兀良哈等部)、东夷(海西、建州等部)问题，给万历三大征的胜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在他就任辽东总兵的最后八年里，故步自封、养虎为患，坐视建州部努尔哈赤做大，最终导致了明亡清兴。所以，史学界对与李成梁的评价向来都是褒贬不一，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对李成梁的完全肯定。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他在书中引用了陈子壮对李成梁的评价，认为李成梁维护了大明王朝在辽东的统治，具有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而明亡是王朝更替的必然结果，与李成梁无关，所以他对的李成梁的评价是有功无过;

第二种说法是对李成梁的完全否定。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史学家和田正広，他认为李成梁在取得赫赫战功后，仅因一己私利就直接促成了辽东武人集团的军阀化，对明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对李成梁的评价是有过无功;

第三种说法是对李成梁毁誉皆有。持这种说法的历史学者们大都肯定了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的前二十二年，否定了他就任辽东总兵的最后八年。由于对李成梁功过认识的分歧，这些学者对李成梁的评价又分为功大于过、过大于功和功过参半三类。比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中对李成梁的评价是： “李成梁功过参半，他稳定了辽东局势，却激化了外部与内部的双重矛盾。 ”

这些说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认为李成梁在就任辽东总兵的前二十二年中立下了大功，甚至对李成梁有颇多诋毁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边帅(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辽东局势，才会让李成梁立下赫赫战功?

明孝宗时期，户部尚书叶淇对保障边镇军需供应的“开中法”进行了改革，将商人通过向边镇输送粮、铁、马匹等物资来换取盐引、茶引的规定改成了商人只需要向朝廷缴纳银两就可以换取盐引和茶引，所以叶淇的改革也被称为“开中折色法”。此后，几乎所有的大明边镇都迅速陷入了物资匮乏的窘境，这一窘境又加重了边将贪污腐化、压榨普通士卒等问题。

明武宗时期，从内阁大学士张彩、焦芳先后投靠刘瑾开始，明代吏治的败坏程度迅速加深。

发展到嘉靖、隆庆时期，边将贪污腐化、压榨普通士卒等问题和吏治的败坏共同导致了辽东局势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边军哗变

巡抚辽东都御史吕经以苛虐失众心。辽东诸卫所每军一以余丁三供之。每马一给牧田五十亩。经檄行清革。每军给余丁一，余悉编入徭册征银，解广宁库，追牧马田还官，召佃纳租，由是众益怨之。是月，经巡视辽阳，檄将吏并城筑围墙及台，将吏希经意。督并严急。诸军遂大噪。拥众入抚院，罢工，及免马田租。都指挥刘尚德者以中军为经信用。经所行多出尚德，于时适在旁，叱众退。不应。经怒，呼左右榜笞告者。经仓皇弃敕逾垣走，匿苑马寺幽室中，众军遂击毁院门。火其徭役籍。寻围苑马寺，搜得经，尽裂其冠裳。执副(赴)都司公署。

这是《明世宗实录》中记载的一起较为典型的辽东驻军哗变事件，其大意是辽东巡抚吕经与辽东都指挥使刘尚德狼狈为奸虐待辽东驻军，最终导致军队哗变，刘尚德被殴打，吕经被扣押。

这次军队哗变发生在辽东巡抚衙门的所在地辽阳，是整个辽东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就这还发生了士卒为求生存而殴打都指挥使、扣押巡抚的事件，可见当时辽东各地驻军的生存状态已经恶化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二、士卒逃亡

根据《全辽志》中的记载，永乐十年，辽东地区岁收军屯粮七十一万六千一百余担，不仅能满足当地十万驻军的需求，还有余粮能输送京师。可是到了嘉靖初年，这一数字竟然下降到了十万八千担。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军屯田地的减少。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减少的那些军屯田地都去哪了?

答案就是被当地那些文臣、武将、镇守太监和豪绅之家给侵占了，比如嘉靖时期的辽东巡按御史王重贤曾向皇帝朱厚熜上奏：“辽东镇守太监白怀、镇守总兵麻循、辽阳副总兵张铭、参将肖滓、游击将军傅瀚等人，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二百五十余顷，少者十余顷。”

然而，军屯田地被侵占后，士卒们还得继续向各卫所缴纳屯粮(田归势豪，赋累士卒)，结果就是卫所士卒不断逃亡。

三、将领杀良冒功及养寇自重

士卒的不断哗变和逃亡，必然会导致士气低迷、守卫空虚、战斗力低下等问题，这样的军队是很难挡住北虏、东夷的入侵。一旦战败，将领必然会被朝廷问罪，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将领只能采取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比如杀良冒功及养寇自重。

查阅《明世宗实录》，能发现许多此类事件：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六月，巡按御史张铎奏疏：“初，辽东东宁卫指挥胡孝臣等为虏盗其马畜，惧得罪。乃潜兵出塞掩杀住牧熟夷二十六人。诈称对阵斩获以自饰。”

嘉靖二十八年(1549) 八月，礼科给事中纽纬等奏报：“去年十二月，虏犯辽阳，指挥高勋、刘椿杀降启衅。”

嘉靖二十八年(1549)八月，礼科给事中纽纬等奏报，将“镇守总兵官李琦按兵纵寇，攘级冒功” 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看看这些事，大明花费巨量的粮、饷等物资来供养辽东驻军，结果肥了将领、苦了士卒，到头来仅仅养出了一些自欺欺人的废物，与其指望他们守卫辽东，还不如在心中乞求北虏、东夷不要进犯。

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前，辽东地区的局势就是这样，之所以此时的辽东还在大明手中，不过是因为北虏、东夷势力太过于分散，一旦有一个人能将这些势力整合到一起，大明将迅速失去辽东。

纵使是在势力分散的北虏、东夷眼中，局势处在崩溃边缘的辽东无疑是一只肥美的大白羊，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来啃一口，而这也给李成梁在辽东地区立下二百年未有之赫赫战功提供了充足的前提条件。